北京治疗白癜风的价格 http://www.znlvye.com/about/fbys.html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位于今河南商丘古城南八关斋院内,由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书丹。碑文正楷,兼用篆隶笔意,雄伟端庄。石幢的起源与佛教有着重要关系,作为记录一场与佛教有关的祈福活动,碑体采用了佛教独特的八棱形经幢形式,多面镌刻。石幢于大历七年(公元年)刻立,几经坎坷,保留至今,具有很高的艺术、历史和文物价值。
一、石幢的起源
石幢是古代祠庙中刻有经文﹑图像或题名的棱形石柱。下有座,上有盖,状如塔。“幢”字的基本涵义有二:一是古代原指支撑帐幕、伞盖、旌旗的木竿,后借指帐幕之类;二是刻有佛号或经咒的石柱,称石幢或经幢。由此可见,石幢的外形为柱体,来源于古代的旌幢。然而,后来所谓的石幢,常见于寺庙之中,上刻经文、图像或题名,从其表达的内容和文化意义而言,此类石幢的起源的确与佛教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。
关于佛教石幢的起源,一般认为来源于丝织的“幢幡”。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,特别是唐代中期佛教密宗的传入,人们原本将佛经或佛像书写、印制在丝织的幢幡上。后来为保持其经久不毁,便写刻在石柱上。因写刻的内容主要是佛经,所以称之为“经幢”。笔者通过对商丘古城八关斋院内的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进行考察,并与甘肃北凉时期石塔加以比较,认为佛教石幢应起源于佛教刻有经文的石塔。
古时所谓的石幢,多指刻有佛教经文的经幢。说明最早的经幢来源于佛教,是佛教在中国不断发展的产物。古代佛教寺院中的佛塔,分为两类,一是生身舍利塔;一是法舍利塔。而经幢就来源于法舍利塔,可谓法舍利塔的一种。所谓法舍利塔,是指在其中放置佛经的塔,最早源于印度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记载:“印度之法,香末为泥,作小宰堵波,高五六寸,书写经文以置其中,谓之法舍利也。数渐盈积,建大窣堵波,总聚于内,常修供养。”这里的法舍利“窣堵波”即为法舍利塔。而早期的经幢,刊刻是以佛教经文为主题,显然属于法舍利塔演变的一种。
程段儿造像塔，北凉，太缘二年（年）
经幢以石为材质,外部形状为柱体,形式来源于佛塔。河西走廊地区的北凉时期石塔,是迄今所知的中国佛塔最早的形式,在外形上石幢和北凉石塔有着类似之处。现藏于酒泉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“程段儿石塔”,为北凉石塔的代表之作。塔底无榫头,由基座、经柱、覆钵、塔顶、相轮、宝顶六个部分组成。石塔的最下层为八棱形基座,八面分别刻以图案,中间部分为圆形经柱,经柱上刻以佛教经文,塔的上半部由圆形宝顶、七层相轮和圆形覆钵组成,为印度佛塔式样。后来随着石塔形式的演变,其圆形经柱,逐渐被方便镌刻的底部八面壁所代替。年在河南许昌出土的北周塔式千佛幢,为八角八面形,幢身上下各有一凸出平面的圆形插榫,证明其原来是有幢顶和底座的。这也与中国古代幢的普遍特征相吻合了,即文章开头所说的“古代祠庙中刻有经文﹑图像或题名的棱形石柱。下有座,上有盖,状如塔”。
到了唐代,石幢的外形和镌刻内容也发生了变化,外形除以八面体为主外,还出现了少数的六面或四面体,极少数则是十六面体。内容上,除镌刻佛教经文之外,还有道教经典之文,以及额题、造幢记、序和颂等记人记事的铭文。
由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书丹的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(碑文全称《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》),采用石幢写刻,是因为八关斋是佛教用语,八关斋会也是涉及千余僧众的佛教斋戒活动,采用石幢的形式,说明受佛教的影响很大,而铭文以记事颂德为主,则是石幢在表达内容上不断演变的体现。
二、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的刻立
唐天宝十四年(公元年)十一月,安禄山在范阳(今北京城西南)起兵反叛,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安史之乱”。安史叛军一路势如破竹,同年十二月便攻占东都洛阳。乾元二年(公元年),史思明派田神功与南德信、刘从谏等率叛军进攻江淮地区,军至通往江淮的屏障———宋州(今河南商丘),在围攻睢阳城(宋州治所)时,“神功袭德信,斩之,从谏脱身走,乃并将其兵”。并率众将士归顺大唐,解除了睢阳之围。田神功归顺后被封为鸿胪寺卿,后迁任徐州刺史,淄青节度使。宝应元年(公元年)九月,史朝义叛军围宋州数月,当时唐将李光弼进驻徐州,派遣田神功前往宋州救援,大破史朝义军,田神功再解睢阳之围。后来,田神功屡次受到朝廷嘉奖,“安史之乱”平息后的第二年,田神功官拜汴宋节度使,后升为太子太师、信都郡王。
八关斋石幢(原残碑)
唐大历七年(公元年)四月,时任汴宋节度使、上柱国、信都郡王的田神功,“忽婴热疾,沈顿累旬”,一个多月才痊愈。因其在“安史之乱”时两次解宋州之围,使睢阳人民免受战争之苦,睢阳人很感激田神功的救恤之恩,因此借祝贺田神功病愈之机,“乃咨于州将曰:昔我公之陷贼也,至敝邑而首诛德信;李岑(当时的宋州刺史)之见围也,破其党而克保城池。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敝邑矣。微我公之救恤,即皆死于锋镝,入于煎熬矣。尚何能保完家室、嬉戏乡井者乎?不资斋明,何以报德?”于是,建议举行八关斋会,为田神功祈福,以报答他曾解救睢阳于危难的恩德。时任宋州刺史的徐向欣然同意,于“五月八日,首以俸钱三十万设八关大会,饭千僧于开元伽蓝(开元寺)”。随后,州县官吏、军将及百姓竞相仿之,“州县官吏长史苗藏实等,设一千五百人为一会;镇遏团练官健副使孙琳等,设五百人为一会;耆寿百姓张列等,设五千人为一会”。一时间,佛饭香供摆满郊野,经声佛事昼夜不息,善男信女八方云集。为了铭记这次声势浩大的斋戒活动,时年六十四岁的颜真卿自千里之外应邀而来,回想起田神功在“安史之乱”期间的种种壮举,满怀激情,临文感愤,纵笔浩荡,亲笔丹书《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》,记中歌颂了田神功在平复“安史之乱”和刘展叛乱中对唐王朝的贡献,描述了八关斋会的盛况。之后,该记文被刻于八棱石幢,立置于睢阳城的开元寺内。
“八关斋”为佛教用语,即佛教徒在家一昼夜中所受的八种斋戒法。清顾炎武《金石文字记》云:“八关斋会始于(南朝)宋齐之际,《资治通鉴·齐武帝永明元年》:‘会上于华林园设八关斋’。胡三省注曰:释氏之戒,一不杀生;二不偷盗;三不邪淫;四不妄语;五不饮酒食肉;六不着花鬘璎珞、香油涂身、歌舞倡伎,故往观听;七不得坐高广大床;八不得过斋后吃食。以上八戒,故为八关,杂录名亦云八戒者,俗众所受一日一夜戒也,谓八戒一斋通为八关斋。”八关斋会为佛教斋戒活动,这也正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,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以佛教经幢形式刻记的原因。
三、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的历史变迁
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,又称《八关斋功德记》,全称为《有唐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》。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,幢形八面,颜真卿丹书记文,刻于唐大历七年(公元年),立于睢阳城开元寺内,“立石袤丈,而围几再寻。程材巨异,八觚如砥,伟词逸翰,龙跃鸾翔”。唐武宗时期,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活动,清《续文献通考》载:“会昌五年,上恶僧尼耗蠹天下,欲去之。敕上都、东都两街各留二寺,天下节镇各留一寺,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”。在这次灭佛活动中,该石幢遭到了严重破坏,唐宋州刺史催倬的《颜鲁公石幢事》中记:“会昌中,有诏大除佛寺。凡镕塑绘刻,堂阁殿宇,关于佛祠者,焚灭销破,一无遗余。遣御史覆视之。州县震畏,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,亦皆毁拆瘗藏之。”在如此严厉的灭佛措施下,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没有逃过被毁坏的命运,“时刺史邑宰,以其大不可拆,遂錾凿缺败以仆之,盖三面仅存,委埋于土。”幸运的是,由于石幢高大,而没有被折断,保留了石幢的整体,又或许因为刺史邑宰慨其碑文“伟词逸翰,龙跃鸾翔”,而没有被全部销毁,将三面原刻委埋于土得以保存下来。至唐大中三年(公元年)崔倬任宋州刺史时,寻前贤事迹,乃找到被毁的“八关斋”石幢。但此时的石幢,已是“瘢痍坏失,文义乖绝,寻泽研究,不可复知”。原石仅存三、四、五等三面,即自11行“郁苍生”起至25行“夏四月忽”止。为了复全此石幢,他从前任刺史唐弘实家中得到了该石幢被毁之前的模石拓本,将凿毁的一、二、六、七、八这五面文字予以补刻。竣工于大中五年(公元年)正月,并由崔倬撰文以记此事,镌刻于颜文之后。颜真卿丹书原文后有篆书2行32字,似为篆额。又有“崔淮”、“田廷”二人题名,以及“勒字官王良器”、“篆额田悦”字样。崔倬《颜鲁公石幢事》撰文之后,还有“涂景”、“崔麟”等人题名,以及“镌字人石从建、高元赡”等。
据《归德志》(明嘉靖间刻本)、《归德府志》(清乾隆十九年刊本)及《商丘县志》(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)等史料记载,明孝宗弘治十五年(年)六月,黄河泛滥,睢阳古城被滔天洪水所吞噬,开元寺遭受灭顶之灾,整个寺院荡然无存,八关斋石幢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。明武宗正德六年(年),重筑新城,为防水患避开低洼之地,“抚按会奏准迁徙城北高地”,今天的归德府城南门即为睢阳古城的北门处,正因为此,原在城内开元寺的石幢,其位置变为城外南一里左右。明嘉靖十九年(年),为了防御黄河泛滥,在归德府城之外重新修筑了护城大堤。在开元寺原址北端修建了三间大殿,而石幢则被留在了护城大堤的南侧。明嘉靖二十九年(年),又将石幢“旧覆以亭”,在亭的北面、大堤南面修建了三间大殿,并“将造佛像其中”。当时的河南巡按、监察御史王楠“视事归德”,在参观了开元寺及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之后,认为“八关者乃佛事戒规也,而饭僧忏悔,事不雅驯,不足传于后也”,于是命令地方官吏将三间大殿改设颜鲁公之神主牌位,春秋祭祀,并为其题写“颜鲁公祠”,从此,“八关斋”石幢旁的三间大殿便改为“颜鲁公祠”。明崇祯年间,为了防止李自成再次攻打归德府城而加固城堤,“颜鲁公祠”被拆除。崇祯十二年(年),据清代侯方域《新迁颜鲁公碑记》记载:“斋之址筑为堞,下临濠水,久之浸及碑,郡人张翮迁之”,于是该碑被西移至护城河约35米处。崇祯十五年(年)李自成攻破归德府城,杀死官兵余人。据《偶更堂文集》载:“李自成将逼境,邑令学清野法,一时近郭祠、宇,毁弃殆尽。寺即不可保,将所谓石幢者,欲近碎者,而以巍然不得仆。”开元寺再次被毁,寺中僧人被迁至阏伯台内,而石幢则幸免于难,得以保存下来。清顺治六年(年),国史院大学士、太子太保宋权,因葬母假归,“既毕事矣,拄杖而游南城焉。徘徊远眺,漠然大墟,见有岳岳焉若人之立其际,强项而不仆者”,得知是原颜鲁公祠石幢,感慨万千,修碑亭以覆之,名曰“鲁公碑亭”。康熙年间,又有人在碑亭北侧重新修建大殿三间,供奉佛像,复名开元寺。
新中国成立后,“八关斋”碑亭作为文物得到保护。年原商丘县人民政府将八关碑亭修葺一新。年“八关斋”被河南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可惜的是,“文革”时期的年,红卫兵将石幢砸为三段,上部约3/4部分残碑现存于八关斋珍宝馆内,其余部分遗失至今。年,原商丘县人民政府根据前人拓片,按原石幢大小比例,在原址上重刻石幢,年复修碑亭,并建八关斋庭院予以保护。
“八关斋”石幢(年重刻)
而今的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及碑亭,位于今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米处的八关斋院内。碑亭为一座造型优美的八角亭,石幢为八棱八面刻,高3.2米,每面宽0.5米,每面8行,行28字,碑文多字,字法大径三寸许,方整而有风致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元明间碑文拓本,为现存最早的拓本,与上海博物馆藏“宋拓明补本”相较,多30余字,与清王昶著《金石萃编》所录底本多50余字。
综上可见,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石幢作为记录一场与佛教有关的祈福活动的碑刻,采用了佛教独特的八棱形经幢形式写刻,在我国古代碑刻中占有重要地位;再加上其一千多年的历史,几经跌宕,能够保存至今,其种种经历也间接反映了商丘古城的历史变迁,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从碑刻书法看,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是大书法家颜真卿晚年的成熟之作,碑文兼有篆隶笔意,体现了颜体“蚕头燕尾”的独特风格,体方笔圆,端庄雄伟,公认为颜书中的神品,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来源：《中原文物》年第05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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